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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家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三祭之礼渊源甚早,有着鲜明的人文指向,体现出独特的人文精神:敬鬼神、承大祭的神道设教。

[16]此种种伪蔽,佛家概括为两端:增益与损减二执。孟子讲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修身以事天、立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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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标志着存在之真或真实。所以,儒家的人性论,乃即心而言性,即情而言心,落实于人的情感生活的修养完成历程来敞开性的内涵和意义。这个不远之复,就是一个离开自己并又复归于自己的过程。《大学》言絜矩[27],由修身推及于家、国、天下伦理系统之建立。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

诚者实有义,即实有其所是之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形上学,它最终的指向,是一个真理的体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热情也无法扑灭,但研究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呈现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

青年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很高,由此有关西方哲学的课程及教材建设就成为首要的任务。目前,有两个多卷本值得关注: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多卷本),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立项的重点课题,由哲学所著名哲学家叶秀山、王树人主持,各分卷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学者,院外部分学者也参加了写作。⑧就分析哲学而言,如江怡所说的,经过40年的工作,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无论是在国内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哲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和评价。1964年设立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成果仅仅有洪谦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哲学界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随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学转向逐渐升温,渐次扩展到存在主义、意志主义、尼采哲学、生命哲学,还有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沙夫这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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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原则并不完全是西方人的行为原则,当这些哲学原则可以被用来攫取利益和权力时,他们就冠冕堂皇地拿来宣扬或教训发展中国家,当这些哲学原则妨碍到他们攫取利益和权力时,他们马上就弃之如敝屣,露出自身利益至上的马脚。此外,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方面的干扰,学者们开始更多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学。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西方哲学学习研究的热度推动了学科点的建设,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凭借历史传统在培养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后来许多学校也逐渐建设了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可是,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思想上的自我封闭,我们不是简单回避西方哲学,就是粗暴对待西方理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

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①这一时期的翻译成果,具体参见李俊文:《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不仅哲学专业的人读西方哲学,其他专业的人也对西方哲学特别感兴趣。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被翻译并且公开出版了。

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过去的社会性热捧逐渐转变为一种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自身的学科性存在要求。既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必然历史地向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当时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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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他学校也编写了许多类似的教材,这些教材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整合而言,就难免出现断裂的问题。

我们仍然将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不像西方人那样忽视东方文明的智慧。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中国的哲学脉动在当时是与西方哲学讨论和演进的节奏错位的。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开始就是为了通过了解他者而提升自我,但是最初我们多是从与他者的差距去考虑的。这种热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纯哲学的学术范围,广泛地波及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讨论甚至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譬如,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政策规划处正策划将中美之间的冲突从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强权意识形态敌人,进一步发展成不同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

除了《剑桥哲学史》的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冯俊主持的多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它对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种编年式的考察。笔者当时作为大学年轻讲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时,往往从这本评传找一些新鲜材料和能够让青年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

该书出版时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座谈会,大家认为这套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基本上反映了几十年来我国在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的精神样态。

譬如,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下,成立了以贺麟先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并且创办了《哲学译丛》,这个专业期刊着重发表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译文,同时也发表某些有关西方哲学研究和评论的译文。既是如此,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就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系。

作为外来词和参照西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科,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响。不过,这一说法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欧美与中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欧美还是对自己所谓自由民主理性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核心价值观感到骄傲,要与非西方的文明展开较量,以维护西方文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的哲学理论不仅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而且变得越来越缺乏包容性发展和创造性拓展。

有西方哲学学科训练背景的俞吾金、赵敦华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展开自己独特的探索。就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尽管不再有80年代那种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⑥。

第四,许多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国外哲学的学术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学是个外来词,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自西方语言。

随后,中国哲学界也渐次把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基于西方现代性危机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纳入研究视域。由韩震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学者编写的《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2009)》《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10)》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出版。

各大学哲学系均不系统开设本学科课程④。哲学最初来自希腊语 ( 是希腊文的爱 和智慧 合成的,英文为Philosophy)。欧美哲学界学术研究的论题,都被中国学者们给予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题通过我们新的解释转换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也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实际上当时许多杂志中发表的西方哲学的文章来自其他二级学科的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在不断地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中汲取时代性的营养。⑤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这是文革后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大会。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

在成批成套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方面,甘阳等人的组织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人们都被裹挟着进行表面但却严酷的现实斗争时,哲学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了。

一方面,中国哲学界越来越从仰视西方的心态转变为比较理性的平视性态度。而我本人也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二级学科中穿插,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用西方哲学的视域和方法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问题。

吴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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